与历史上历次科技革命的性质有所不同，人工智能技术引领的技术变革正在创造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由人类所创造的人工智能体能够理解人类的内在需求，改变人类与技术的深层次联系，实现人类生活方式的结构性变迁。这些变化也将对现有的社会科学学科形成冲击。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国际关系学出现于20世纪上半叶，直到20世纪60—70年代，其学科体系与基本理论框架才完全成型。从现有的社会科学学科成熟度来看，国际关系学科无疑是一个“后来者”。在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技术因素基本上会被视为一个常量，作为理解和测算主要大国权力边界及国际战略的有益补充。因此，在人工智能浪潮汹涌而来的今天，国际关系学科也即将迎来自己的“奇点”时刻。

　　当前，研究按照技术工具作用由小到大排序，大致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技术“赋能”传统国家实力。国家的综合实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与文化等各方面，相关学者会从不同领域入手，分析新兴技术如何分领域影响实力变化。二是技术作为独立变量对国际力量格局影响深远。相关学者强调在地缘政治因素加持下，主要大国均将技术视为新的权力来源与构成要素，围绕技术展开的竞争正在不断塑造新的力量格局，从而得出技术正日益成为一个影响国际关系的独立变量的结论。如有学者认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有望从根本上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削弱国际秩序包容性，并使国际权力分布极端化。三是技术已取代地缘成为国际政治的决定性要素。有学者提出，从互联网时代起，信息与通信技术消减了时间乃至空间的概念，地缘对于国际政治的重要性有所下降，技术政治已逐渐代替地缘政治，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尤其新兴技术的集群性涌现，以及科技竞争的加剧，再次印证技术权力业已成为当前决定国际力量格局最为重要的权力。这些探讨无疑对于理解科技竞争与大国关系十分有益，但本质上技术决定论的局限性亦显而易见。

　　近年来，所谓当今世界正身处“乌卡（VUCA）时代”的说法十分流行，作为对当前全球性时代特征的概括，它包含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与模糊性。而这种变化的产生，除了地缘政治因素，此轮科技革命本身所具有的全球范围内集群性，尤其是新兴技术本身的特点进一步加剧了“乌卡”状态。“新兴技术”一词频繁出现在科技战略与政策报告中，而对于何为新兴技术，目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策界并没有统一界定。早在2015年，美国政策科学界的顶级期刊《政策研究》就发表《什么是新兴技术》一文，文章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梳理各种语境释义下对“新兴技术”界定的共性，提出“新兴技术”的关键要素包括新颖性、快速增长性、重大影响性、不确定性与模糊性。尤其是后两者，“重大影响性”表明这些技术的影响不会局限于特定领域，会对整个社会经济运行体系带来重大影响，甚至改变社会生活的行为主体、运行机制与互动模式。“不确定性与模糊性”意味着，随着这些技术应用的不断拓展与普及，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甚至是“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一是以点带面，不断提升传统国际关系分析框架的适用性。现阶段建立新的分析框架并不现实，可考虑提升传统框架的适用性与解释力。这有历史经验可循，在互联网发展初期，传统国际关系分析框架甚至一度被认为可能“失灵”。但实践表明，随着网络空间安全与战略问题的日益凸显，尤其是大国竞争与博弈的加剧，网络空间还是迎来了所谓“现实主义的回归”，并且鉴于网络空间的特性，衍生出诸多新议题，反而进一步丰富了传统国际关系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如网络主权之于国家主权、网络空间规则之于国际规范，以及网络威慑之于战略稳定等。近两年，通用式人工智能无疑是新的增长点，亦可考虑结合新技术与应用带来的新问题，进一步拓展传统国际关系分析框架的新应用。

　　二是跳出思维窠臼，不断探索新的权力政治互动机理。相关研究已在尝试跳出技术工具论，如“技术权力互动论”。有学者提出，仅仅将技术视为独立变量，对权力产生单向影响是不够的，技术与权力是互动、双向影响的关系。此外，还有“技术进化论”，如著名技术思想家、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布莱恩·阿瑟在经典名作《技术的本质》一书中指出，技术其实是一个具有“生物属性”的进化体，其主观能动性不容忽视。以ChatGPT为代表的通用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印证他的说法，其可能的自发性、不可预知性与模糊性，一方面极有可能给国际关系带来新的影响要素，甚至是改变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另一方面亦可能改变对于国际事务逻辑与因果关系的判断。因此，重新认识技术与政治的互动关系，甚至重新界定技术的本质与作用，力争采用新的理论与分析视角，或能更好地解释现实、预测未来。

　　报酬递增规律的存在还将使新的技术系统在诞生后逐渐演化出一条融合多主体、多要素的技术发展轨道，并产生与之紧密相连的组织或制度，即演化经济学家卡罗塔·佩蕾丝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由于技术—经济范式深嵌于社会实践、立法或其他制度框架之中，将促进与之相适应的创新，阻碍与之不相适应的创新，这使后发国家的技术追赶在事实上变得充满挑战。技术革命则因推动范式转换而为后发国家提供了赶超的“机会窗口”。国际关系研究者已深刻认识到技术革命是推动国际权力格局转换的关键力量，而关于哪些国家更有可能在“机会窗口”到来时实现赶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提供了启示，即相应调整生产组织方式以使其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技术相互匹配时，后发国家将充分获取新技术的潜在经济效益，从而崛起为新的技术领导者。南宫NG·28娱乐(中国)官方网站 (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