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言之，霸权现象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历史上，每个体系周期进入后段秩序混乱之际，新的霸权都依据实力与其他条件，领导世界建立新的体系秩序；周期变迁并非机械式的重复，每次重建都带来体系范围进一步扩大、组织方式更为复杂，以及权力更为集中的趋势。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金融扩张并非新现象，在以往每个霸权周期后段都曾出现；金融扩张虽会恢复短期荣景，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在过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生危机时，都有新霸权出现而重建体系，然而这并非必然。目前美国霸权体系早已进入金融扩张阶段，并且危机持续加剧，但此次危机却有着与之前不同之处，即军事与经济力量的分歧发展，未来的变化未知，这正是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

　　在每一个体系积累周期中，在生产与贸易阶段，若利润率高于平均就会吸引资本不断进入；随着竞争日益激烈，利润率会下降，当降至无利可图之际，就会有资本退出生产贸易领域，回复到流动资本的状态，转而进行金融扩张。当整体如此发展，就是这一体系积累周期进入了成熟期，即布罗代尔称为“秋天”的阶段，阿瑞基则称其为显示危机来临的信号危机（signal crisis）。因此，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公式不只描述了个别资本的投资逻辑，也代表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反复出现的周期现象：每个周期的前半段是物质扩张（MC），后半段则转为金融扩张（CM），这两部分构成资本积累的完整周期。在此，阿瑞基选择了一种较为接近亚当·斯密的资本主义定义，即以市场扩张与货币资本的逐利为主轴，关切国家层次财富的积累；而不是如一般马克思主义学者那样主要关切阶级权力，聚焦于工业生产过程及资本对雇佣劳动力的剥削。

　　是什么因素驱动资本与国家权力的结合？主要是因为自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数百年间出现了诸多国家和政治体互相竞逐、通过扩张领土抢夺资源、不断战争的局面。在1500年，欧洲大约存在500多个自治性政治单位，到了1900年这一数目已降为25个！国际权力的竞争导致政治统治者竞相向流动资本争取贷款支持，而资本当然会提出相应的条件与要求，资本之间也互相竞争，因此导向资本与国家相互结合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对此，韦伯强调世界体系中资本权力日益集中的驱动力同时来自两方面：国家之间的竞争，以及资本之间的竞争。马克思最先注意到一国之内资本权力集中的趋势，也注意到国家寻求资本支持的表现，但尚没有推导出世界体系中资本权力趋于集中的说法；他也注意到领头羊位置在热那亚—荷兰—英国—美国间的移转，但没有注意到领头羊的规模及范围不断扩大的趋势。

　　超越英国的是美国的企业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新的资本主义积累结构开始在美国形成，此次体系周期更迭源于企业内部新的成本内部化方式。荷兰将保护成本内部化，英国将生产成本内部化，美国则将交易成本内部化。将大规模生产与销售放在同一企业中，利于协调、控制与计划。这是一种新的企业——多单位纵向整合的企业，不到30年便控制了美国所有重要工业部门，并迅速向国外进军。这种企业组织严密，所积累的组织能力成为后来者的进入障碍，且功能上超越国界，不断破坏国际体系作为世界权力中心的地位，是美国世界规模资本主义的基础。世界贸易很大部分由跨国企业内在化，美国企业由此掌控了外国经济。美国体系带来的组织创新，因此主要在于新形式的工业企业。

　　美国霸权开始衰弱后，物质扩张的动力转移到了东亚，先是日本与“东亚四小龙”，然后是体量巨大的中国大陆。但同时，美国的军事力量仍高居主导地位，日本与东亚资本主义岛链仍然依赖美国的保护。中国虽然持续复兴中，但军事实力仍远不及美国，在未来中国是否有取代美国霸权的意图与能力，也尚难预料，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首次出现了政治军事力量与经济金融力量的分歧。再则，美国能够在70年代后期扭转困局，有赖于东亚的低廉商品与信贷。阿瑞基为了理解这一体系未来的可能发展，花了十多年时间研究东亚，他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中虽承认未来仍然难以预测，但基于对中国及东亚历史与文化的理解，清楚地表达了他对中国可能带来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未来世界的高度期待。

　　美国确曾在“二战”后初期，广泛地向西欧及冷战相关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然而，在此次金融扩张阶段，美国并没有在东亚与中国的成长过程中扮演资金供应者的角色，反倒是后者很早就开始通过购买美国国债输出资本到美国。中国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初期的外来投资绝大部分来自海外华人圈，西方投资者多是等到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才大举进入。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近来日渐受到美国政府的限制，但中国对美国的金融投资（包含外汇储备）肯定远远超过美国对中国的金融投资。美国自80年代稳定美元之后，始终是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地方，这也是不同于以往旧霸权净输出资本的发展。这种变化意味着新兴中心的发展未能高度吸收旧霸权的过剩资本，可能标志着体制中出现了障碍，或许会增加霸权借由军事手段寻找其他积累的可能性。

　　在此，笔者将尝试以阿瑞基的讨论为基础，进一步讨论美国霸权的未来可能变化。在讨论之前，先回顾一下过去霸权转移的机制。以荷兰到英国、英国到美国的霸权转移为例，当旧中心进入成熟的金融扩张阶段后，就开始将过剩资本转移到成长中的新兴中心，以债主的身份分享利润。荷兰的资本支持了英国的兴起，英国更是在19世纪借贷了庞大资金给快速发展中的美国。但是国际战争一旦升级，则可能扭转新旧中心的债权债务关系。在荷兰到英国的霸权转移中，英国依靠七年战争、英荷战争的胜利以及对印度的掠夺，从荷兰赎回了国债，无须借债即可发动对拿破仑的战争。在英国到美国的霸权转移中，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供应的军需远远超过了英国的支付能力，因此美国从英国的债务国成了债权国。就这两个例子而言，战争可说是世界资本主义霸主位置更替的关键因素，但战争不一定是新旧霸主之间的战争，如霸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的例子。但战争会动摇既有秩序，新霸主将有机会在军事与金融力量上超过旧霸主，重组世界秩序。

　　且让我们比较一下现今的中国与19世纪末期的美国的实力。19世纪末正是旧霸权英国开始走向衰弱，未来霸权美国开始显现超越英国之态势的时期。美国在19世纪最后三十年中，因立国时间较短、既有势力较小，故国内市场得以快速整合为全国性市场，工业生产能力已达世界第一，并发展出了新的领导性企业组织——多单位纵向整合企业，且立即开始跨国扩张。只是在金融、军事与政治方面，美国仍落后于英国，尚待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进一步发展，至“二战”结束后，美国霸权的一切条件皆达完备。就新旧霸权的关系而言，19世纪末期旧霸权英国进入金融扩张阶段，两次大战消磨了德国做霸主的企图心，也磨损掉英国的领先地位，最后参战的美国则得以在过程中积累了重建霸权的条件。

　　美国体系周期的信号危机于20世纪70年代即已出现，金融扩张阶段至今已持续四五十年，今日中国被认为是唯一的霸权挑战者。如何衡量今日中国的条件？19世纪末，英国刚出现信号危机，而美国在工业生产及组织创新方面已领先世界，其他方面则仍然落后。相比较，直到21世纪第三个十年开始之际，虽说中国与东亚已成为世界工业生产的新兴主力，但中国在生产力、科技水平上基本仍处于追赶阶段，并且自身的工业组织与国内市场仍待进一步整合。同时，因为国内企业数目多、产业竞争程度高，中国虽高度参与国际经贸，但并不具备市场垄断力量。换言之，当前的中国不像19世纪末期的美国那样已基本完成了国内市场与重要产业的整合，并发展出领先世界的工业生产力与企业组织。在金融与军事方面，中国更是仍远远落后于霸权国。

　　单就经济实力上与旧霸权的距离而言，今日的中国远不及19世纪末美国的相对位置。除客观实力条件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或在于主观的驱动力，这方面中国与当时的美国有着清楚的差异。如前述，在过去世界资本主义周期中，每个成功的新霸权都会诱发其他国家模仿与学习，期能取而代之，这是源于西欧国家与资本结合互相竞争的政治传统。但中国与之不同，近代以来中国追求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源于自卫，及因应西方的支配性挑战，此外中国还有着悠久的内向型政治的历史传统——正如布罗代尔与阿瑞基所言，传统中国并没有如欧洲那样出现国家与资本的结合，至今亦然。这一点西方世界最难以理解，阿瑞基经过多年探讨后，始能将这领悟呈现于《亚当·斯密在北京》。中国虽在客观与主观条件上尚不具备霸权条件，却是数百年来非西方地区对西方世界第一个有效的挑战者，因此引发了美国与西方更为强烈的反应。

　　美国霸权的策略为何？阿瑞基的霸权理论指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包含互相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体系，新的霸权带来新的秩序、范围的扩大，及权力的进一步集中，而每一个新霸权的权力策略并不相同。不同于英国的殖民帝国，美国的蓝图是建立以自身为中心的世界国家，虽然从未完全成功，但至今并未有任何退却的迹象。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中，阿瑞基讨论了近数十年来美国为了挽救自身权力衰退而做出的反应：继续以军事及意识形态等手段使用权力维护霸权，但其提供的保护越发失去效用，而向盟国收取的“保护费”则日益昂贵，威信逐步降低。同时，虽说资本与霸权的矛盾更趋复杂化，但资本积累的危机以及美国内部统治合法性的危机显著地日渐严重，这双重危机难以在既有体制中予以解决，因此危机的作用却是带来美国更进一步追求扩展领土的动力。换言之，美国自身力量的弱化加强了其以剩余的霸权力量维护霸权地位的决心。例如，美国在中东干预的失败，并未减低反倒加强了其在东欧（如乌克兰）的扩张企图，更正面在军事上与俄罗斯为敌；其遏制中国崛起的目标不仅日益清晰，而且敌对性日渐升高。如上所述，十多年前阿瑞基讨论了新旧霸权交替的三种可能性，他并不认为结果有必然性，他显然对中国充满期待，但对旧霸权妥协的可能性并不乐观。在他逝世后这十多年来，霸权政治戏剧化的发展印证了他原先的悲观预期。

　　这也牵涉到如何掌握与理解各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中世纪之后数百年里，欧洲国家战争频仍，互相之间借由战争及其他方式竞夺权力与财富，并进而与资本相结合，加强竞争程度。这种政治文化取向清晰显著，并被当事者视为理所当然，这也是西方不能想象中国政治文化不是如此的原因，但是在社会科学理论中却被忽略。这样的政治文化取向，可以解释诸多欧洲国家从中世纪以后持续的对外侵略，也可以解释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时代——在竞争动态中加快殖民的脚步。换言之，仅从纯经济因素，仅从资本主义的消费不足等经济决定论，来解释19世纪末欧洲列强的殖民热潮，远远不够。此外，资本主义国家是结合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的构成，并且是两个逻辑互有矛盾的结合，原本就不能只依据资本逻辑来解释国家行为。我们不应受制于貌似科学与中性的“社会科学”，而应在历史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框架中直接处理各国的政治文化取向等因素。南宫28,南宫注册,南宫网址,南宫平台,南宫娱乐,南宫娱乐官网,南宫娱乐登录入口,南宫官方网站,南宫app,南宫pc,南宫28官网,南宫28平台,南宫28APP,南宫28下载,南宫娱乐城,南宫游戏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