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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老拿出一张颜色发黄的老照片说：“这是1954年福建代表团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的驻地——北京饭店的合影。后排左数第四个人就是我。后排靠最右边的这一个名叫吴传玉，是游泳运动员，是新中国第一个在国际比赛中获得金牌的运动员。他1952年参加了第十五届奥运会游泳比赛,1953年在第一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游泳比赛中，夺得100米仰泳冠军，为新中国首次在国际体育比赛中获得金牌，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国际比赛上升起。因为我们俩是全团最年轻的，共同语言多些，所以人大一次会议当中我和他经常在一起。他很好学，平时不太爱讲话。可惜的是，参加完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他在去匈牙利学习途中因飞机失事而遇难，那年他才26岁。还有这一位叫刘永生,前排右数第四个，是位老红军，闽西的抗日根据地游击队司令。一届全国人大期间，他在福建省任军区副司令员和副省长。他为人非常爽快，没有一点架子。因为我会说客家话，容易沟通，所以我们经常一起聊天……”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220多名人大代表中，包括了我国各个民族和各个阶层人民的代表。其中少数民族的代表共有177名。由于我们国家有50多个少数民族，各自语言不同。一开始，大会主要为蒙古族、藏族、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和彝族这6个少数民族的代表配了同声传译。开第一届人代会时候，即使壮族的代表懂汉语的也都配专人坐旁边当翻译。壮族是少数民族里人口最多的，现在可能有2000多万了。他们当时没有文字，为了发展他们的教育，后来才创造了文字。那时，少数民族的人大代表大部分还是能听懂汉语的，但是像新疆唐古拉山底下的柯尔克孜族代表，由于地处偏僻，他们对汉语是一句都听不懂，像这样的人大代表都由大会为他们配了一对一的翻译。也有的少数民族代表是自己带翻译秘书的。我记得广东省瑶族的代表龙三公和西藏门巴族的女代表尧西·泽仁卓玛都是自己带翻译。还有吉林省朝鲜族的女代表金信淑，是个农业劳动模范，由于汉语一句都听不懂，尽管大会有朝鲜语的同声传译，她自己还是带了翻译。所以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仅为少数民族代表服务的工作人员就不少。”

　　据田老回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根据主席团提名，会议通过了80多人的第一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名单。因为第一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的委员人数较多，每个民族至少有一个民族委员会的委员，有的民族还有好几个委员，这些委员又分散在全国各地，所以民族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一般都是在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开，或开完大会以后接着开。开完第一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第一次会议后，我就从国家民委调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上班。一开始人大民族委员会在后库，就是现在的会议中心的那个地方，后来搬到。当时民委有35个工作人员，下设三个办公室：一个秘书组，管行政与干部，还负责后勤工作；一个法案组，专门搞民族立法，当时一个任务就是围绕民族自治法开展调查研究，起草民族自治法；还有一个调查研究组，我在调研组任副组长。”

　　对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周总理关心培养高山族青年干部的往事，田老始终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他讲述道：“1956年除夕晚上6点，、、周恩来、朱德等中央主要领导在怀仁堂宴请各派的领导。宴会开始前，他们分别会见了各派的领导人。在会见台盟的时，4位中央首长和大家一一握手之后，周恩来总理把我叫到一旁，问：你是高山族？我回答：是啊。他又问：高山族在大陆有多少人？我回答：大概有200多人。总理问：他们的文化程度如何？我说：这些人大多是贫苦家庭出身，文化水平比较低。总理最后关切地说：这些人都是经过了战争考验的年轻人，得想办法让他们有机会学习啊！回去后，我立即根据周总理的谈话写了一份报告，交给了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委员谢扶民，他是全国人大民委专职委员。他叫秘书黄建东帮助我完善了这个报告，然后交给全国人大民委主任委员刘格平。那时刘格平还兼统战部副部长，住在景山东街，秘书底润昆也住在他家里。这个报告后来由统战部领导批示后呈报到中央书记处。我听说很快就亲自批示了该件。我没有亲眼看到文件，据说他批示的大概内容是：同意该建议。在中央民族学院办高山族培训班，不仅是要培养台湾少数民族的干部，还要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培养人才。不久，利用全国人大代表到各地视察的机会，我作为福建团的全国人大代表第一次到福建搞调研，着重了解了福建省高山族的情况。后又通过全国人大民委向各省发文，请各地推荐高山族的学员。1957年9月武汉中央民族学院中南分院政治系设立了高山族研究班。当时共挑选了52个学员，都是20多岁。这真是破天荒的一次，国家给了特别的照顾。学员发工资，还可以带家属，这体现了党中央对台湾少数民族特别的关怀。这期学员班后来对台湾，特别是在台湾的高山族同胞中产生了广泛积极的社会影响。由于最初招的学员中有些人是台湾籍但不是高山族，还有些人因工作需要中途调动，还有个别人因为基础太差跟不上，到1961年这批学员共毕业了36个人。他们毕业以后都在地方的政府部门担任了处级或局级的领导干部。1987年海峡两岸解禁后，他们当中有十几个人回到台湾养老了。”

　　田老说：“对这次青岛会议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那年８月１日是中国人民建军30周年。据说由于毛主席在阅兵的那几天患了重感冒，他特地委托周恩来代表他在８月４日上午检阅了海军青岛部队。我们有幸跟随周总理，参加了新中国第一次海上阅兵，检阅人民海军的第一支驱逐舰部队。在辽阔的海洋上，目睹了人民海军威武的神采。我们年轻一点的代表还乘坐了鱼雷快艇。那天下午，周总理在海上阅兵后，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这篇讲话，从‘关于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问题’、‘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关于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的问题’、‘关于民族自治权利和民族化的问题’4个方面，全面、透彻地论述了我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阐述了国家对各民族发展繁荣的基本原则和立场。”

　　他说：“我是1月份参加了， 5月份部队为了培养台湾籍干部，紧急招收台湾学生，于是全旅的所有台湾籍战士都被送到位于河北省南宫县的晋翼鲁豫军区军政大学学习，组成了台湾学员队。1948年3月，我们学校合并到石家庄华北军政大学，我们学员队仍叫台湾队，大约有160多个学员，多的时候有170至190个。文化高一点的读过中学，我读完小学，差的还有的是文盲。开始是边工作边学文化，学的也比较简单。那时候军大的课程是七分学政治、三分学军事，还学些历史，主要是学军史。所谓文化就是边学习边记录，老师在黑板上写，我们就在下面抄，抄一抄，念一念，就这样学汉字。到了1948年夏天七八月份就开始正式学文化了。我在华北军政大学一直学习到1949年。”

　　田老说：“从1954年到1976年我一直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工作，是专职的民族委员会委员。我学习提高最快的也是在人大工作期间。因为从小家境贫寒，勉强读了小学，到军大以后才学习了文化。到了人大民委以后，我拼命看书，学到了很多东西。那个时候人大有自己的图书馆，可以看书，不懂就请教别人，就这样学过来的。文革时期，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人员大都分到外单位，就剩下100多人。剩下的人中仅十来个人留守，其他人都到干校去了。我们不仅到了干校，而且还让我们准备留在农村。我在办公室的柜子里放了很多书。由于每人只能留一个柜子，因此，除了毛选以外，其他的书都当废纸卖了。人大发的文件不好卖掉，就烧掉了，包括笔记本也处理掉了。关于民委文革前工作的文字资料一份都没能保留，这是我最大的遗憾。”